吴汝纶与枞阳教育

晚清著名文学家、教育家吴汝纶一生致力倡导西学，创立新学，为乡邦治学，为国家育才，是时代先知，也是一位爱国爱乡、博学多才的大师。其道德文章影响深远，教育思想遗泽至今，尤其对枞阳人才蔚起、教育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。
一、先生先觉 著述宏富

　　吴汝纶（1840-1903），字挚甫，一字挚父，桐城派后期领军人物。清道光二十年（1840年）出生于桐城县高甸保（今枞阳县会宫镇）老桥吴家刘庄（又称吴牛庄，现为刘庄组）。 清同治三年（1864 年）中举，次年考取进士，授内阁中书。后任深州、冀州知州。早年师事曾国藩，与张裕钊、黎庶昌、薛福成并称“曾门四弟子”。后入李鸿章幕府。曾、李二人奏疏多出其手。长期主讲莲池书院。

　　光绪二十八年（1902 年），吴汝纶被任命为京师大学堂总教习，他提出先行赴日本全面考察近代教育制度。当年九月，吴汝纶回乡倡办桐城中学堂，这块“试验田”遭到地方官绅腐儒竭力反对，认为是异端、洋教。吴汝纶师徒群策群力，同舟共济。他自任堂长，留李光炯为襄办，邀史恕卿为学堂资金董事长，光明甫、房秩五、吴守一等为学堂“五乡学长”。募集资金、选借校址、择聘教习三管齐下，耗时半年，学堂初具规模。同乡贤名流议定办学宗旨，亲题校门匾额：“勉成国器”，撰校门联曰：“后十百年人才奋兴胚胎于此，合东西国学问精粹陶冶而成。 ”次年正月，桐城中学堂开学典礼前夕，吴汝纶鞠躬尽瘁，病逝家中。日本朝野友好人士组团赴吴家刘庄，登堂拜奠，敬献挽联，并献匾一方：“中外一夫子”。《天演论》译者严复赠挽联：“平生夙愿师兼友；天下英雄唯使君。 ”

　　吴汝纶自幼酷爱文学，凡周、秦古籍，以及司马迁、杨雄、班固、韩愈、柳宗元、欧阳修、苏轼，包括方苞、刘大櫆、姚鼐等的文章，无不进行探讨研究。他治学严谨，见解高妙，对经、史、子、集皆有注释、校勘。他认为，我国自古以来都是“以文立教”“周孔之教、得以文胜”，传统之学，应予继承，主张“中学为体”。他常与西方名流学者切磋西学，交流新思想新科学，主张“西学为用”，以为“得欧美富强之具，而以吾圣哲之精神驱使之，此为最上之治法。 ”竭力主张革新教育，中西合璧，培育人才，走富国强兵之路。 正如其弟子任邱籍忠寅所说：“世之称先生者，皆曰先生文章家也，呜呼！文岂足以尽先生耶……今日称先觉之士何如哉！ ”吴汝纶博学多才，治学顽强，著述宏富。著有《易说》2 卷、《校定尚书》1 卷、《尚 书故》3 卷、《夏小正私笺》l 卷、《文集》4 卷、《诗集》l 卷、《尺牍》7 卷、《深州风土记》22 卷、《东游丛录》4 卷。

　　2023年是吴汝纶去世一百二十周年，家乡屋脊山、玉屏山、菜子湖等山水依旧，故居门前古枫树、半月塘风貌依然，刘庄也建设成为美丽宜居村庄。吴汝纶墓葬在义津镇塔桥村五李拐吴牛山，已修缮一新，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。
二、开启先声 与时俱进

　　吴汝纶有诗明志：“只今学术当全变，安得东西并一堂”，“何当泛扫浮云尽，天汉东西一色明”。他以“忧以天下、兴邦济世”的儒者情怀，自觉摆脱旧法束缚，以开阔胸襟和敏锐目光把握社会发展大势，坚定推行自己的教育思想，并以积极而卓越的教育实践艰难地推动着中国教育在制度上的变革，开启近代教育的先声。

　　首先，决裂科举。吴汝纶虽自诩桐城派正宗，但不固守“桐城家法”。其治学之道，由训古以通文辞，于古今中外，唯是求之。相较于维新派种种政治顾虑，不敢直接废除科举，吴汝纶态度坚决：“愚意当径废科举，专由学堂造士，用外国考校之法，较有实际”，“学校不兴，人才不出，即国家有殄瘁[tiǎn cuì]之忧。 ”他认为“开民之愚而使之智”是国家富强的先决条件，而“今之内治（指国政治理）者无所谓智民之道也”。他直接提出“以国民教育为的”的思想：“以团结国民为主，谓之国民教育。其法务使人人读书识字，程度不必高，而为教普遍，即能强国。 ”

　　其次，批判儒学。吴汝纶认识到，以儒学为重心的学院式教育制度与社会的发展需要格格不入。后来清廷终于下诏，将各地书院改立为学堂，而一些书院管理者迟疑不决、首鼠两端，他予以坚决地批判：“尚沾沾守旧，不能作新人才，此大患也……今天下已汲汲谋新，岂可墨守故见？ ”他又说：“变法莫急于治生……假今君明学西国筑室治田之术，于以倡导，间左研悦致行之，其于增生强本，岂小补也哉？ ”吴汝纶设想，变法首先要解决人们生存问题，当权者应倡导西方科学知识，并组织百姓实行之，以农为本，这样就能达到国富民强的目的。这一主张在百年之前提出来，足以证明先生的远见卓识。

　　第三，革新体制。得知家乡白鹤峰书院遵旨改立学堂，他致信当地士绅：“拟此学堂以农、商二业为主，学之三年，必有成材可观，高可以为国效用，下亦可以致富阜财……此实救时之良策。 ”为此，他多方奔走斡旋帮该书院免提租息。受任京师大学堂总教习后，如何建立完善的学校教育学科体系，是吴汝纶教育革新的重大使命。考察日本教育使他对推行新学有了全方位的感性认识。归途中他将所有的文件资料、访谈记录、日记信札，整编成十万余字的《东游丛录》。这是我国第一部考察外国教育制度的著作，为我国近代教育体系的建立提供了重要参照。清代第一部近代教育学制“壬寅学制”即据此而来。后来颁布施行的“癸卯学制”仍以此为蓝本。新学制的施行标志着封建传统教育的瓦解和近代教育在思想、制度上的建立。吴汝纶认为：“日本兴国，首在教育，中国亦应走‘兴教救国’之路”。他的这种破旧立新、中西合璧等见解和主张，今天看来，还是弥足珍贵的。
三、兴教救国 授简乡贤
“寒空一白拥楼台，管领园林要此才。绝世文章冰雪净，漫天珠玉画图开。到门有客都长立，授简何人独后来。可惜故园梅万本，不能移向此中栽。 ”这首诗为李光炯（名德膏，晚号晦庐老人，枞阳黄羹李家兰庄人，光绪丁酉科举人，著名教育家、民主爱国人士）于光绪戊戌（1898年）初至莲池书院，恰逢天阴下大雪，有感而作《呈吴挚甫先生》。抗战前夕，李光炯曾用此诗给同邑何晓履书写扇面，扇子因时间久远毁失，而此诗却长留在何晓履的记忆中。

　　为了兴教救国，吴汝纶毅然弃政从教，主讲莲池书院。莲池书院时期是吴汝纶教育思想转型时期。在院16年，门徒甚众，贤者居多。家乡学子亦闻风而动，千里迢迢赶赴莲池。这些学生走出院门后，到处宣扬他的主张，对社会进步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，为国家造就了一批优秀人才。在此期间，追随吴汝纶的同乡除了李光炯，还有唐汝梅和族人吴越等。会宫唐汝梅，步行千里往见，吴汝纶收入书院就读5年，学业大进，后出任安徽公学、北京民国大学、桐城中学、浮山中学教员，成为吴汝纶先生推行新学的宗师。族人吴越，家贫好学，25岁去保定找他，吴汝纶介绍其考入保定高等师范学堂。吴越在保定求学之际，结识了一批爱国人士，走上民主革命道路，后怀揣炸弹，在北京车站“奋力一掷”，炸伤清朝出国五大臣，轰动京师，他虽然牺牲了，却惊醒了国人。

　　光绪二十八年（1902）5 月至 9 月，吴汝纶奉命赴日本考察学制，既取经，亦传经。 当时参与考察的还有吴汝纶长子吴闿生（又名吴启孙、吴辟疆）和同乡兼门生李光炯、房秩五、史恕卿等。此行无疑对这一群人是大开眼界，收获满满，也为他们日后献身乡邦教育、为国育才打下了基础。其中李光炯最为吴汝纶器重，在吴汝纶影响下，李光炯与房秩五等后来成为安徽知名的教育家。史恕卿后为筹集桐城学堂资金董事长，不畏险阻，积极征集姚王集牲畜税及七家岭华佗庙香火捐，建立征收制度，终于使桐城中学堂教育经费有了固定来源。吴闿生家学渊源深厚，受吴汝纶影响最大，考察归国后，旋就学于早稻田大学，民国初年出任总统府秘书、教育部代部长，袁世凯称帝前夕告退，继承父志，专事教育，以育英才为己任。其诗文造诣很高，著作颇丰。

　　除了上述数位受吴汝纶耳濡目染之外，还有一生致力于校勘、藏书大家萧穆（字敬甫，一字敬孚，今横埠镇人），朴学名家何容心（字椿茂，号蛰卿，今枞阳镇人），以及前文提到的曾任安徽省中小学教材编委会编委的何晓履，都直接或间接受其影响，为乡邦教育事业默默付出。

　　吴汝纶去世后，桐城、枞阳出国求学人员大增，兴学之风长期不衰，兴国英才不断涌现。据初步统计，20世纪 30 年代以前，仅枞阳县域留学国外的就有31人。其中吴闿生为枞阳留学第一人，继其之后的有房秩五、光明甫、房思亮、方治、朱子清、方东美、朱光潜、唐哲民、童长荣等。后期还有横埠镇章伯钧等社会知名人士。会宫镇史家湾一地，解放前留学国外、有名有姓的就有近20人，其中史尚宽，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民法典的起草人，人称“中国民法第一人”。他们回国后，多半成为兴学育人的中坚力量，对中国近、现代发展进步作出卓越贡献。
四、兴办新学 泽被乡里

　　枞阳滨江襟湖，是老桐城县的东乡、南乡所在，历来重文尚读，耕读传家，有“富不丢猪，穷不丢书”之说。这也为吴汝纶及其子弟在桐枞大地开办新学提供了舞台。

　　日本回国后，吴汝纶对国民教育有了全新思考，提出兴办学校的许多建设性思想。如：“一县不可止立一学，各乡皆须立学，学堂愈多，愈能收效，不能化多为少”；教育不分男女，“普国人而尽教之”，“使国中妇孺知文，即国民教育进步也”；“立师范学堂，取成学之士，延外国教习，教之以粗浅图算、格致普通之学……成以散之县、乡，俾以次为中学、小学之师，庶冀推行渐广，不以求师为难”；“凡学堂生出洋游历，由国家保护”；开设农工商兵专门学校，开展实业教育等。这些新学思想切合当时国情，实用可行。

　　在吴汝纶教育思想感召下，大批有识之士纷纷转向新学。无论是家乡，还是县外，枞阳人掀起了一股办学热潮。在30 年的时间内，先后办起各种新式学堂 50 余所。县内办学的，有章瑶桢、章永庆在横埠方家仓创办的私立育才小学，童鉴泉在枞阳镇创办的枞阳公立小学，倪梅轩在庙巷里创办的化俗女子学堂，疏孟涛在石溪街创办的南阳疏束氏高等小学。又有复兴、高甸、鹞石、四毅等初级中学相继建立。县外办学的，有史恕卿、史沛然协助蔡晓舟在安庆创办的安徽大学，吴汝纶族人吴越创办的旅保（定）两江公学和吴述伯创办的安徽旅昌公学，在社会上都产生过较大影响。这些学校既有初、高等小学，也有普通中学；既有职业初中，也有乡村师范；还有女子学堂。办学人员中，有他的弟子，也有他的家人，还有他弟子的弟子及其他社会贤达。这些学校书声琅琅，弦歌不辍，成了人才的“摇篮”，为国家“摇”出了大量有用之才。

　　办学最早的是他的侄女吴芝瑛。吴芝瑛（1867-1933），字紫英，晚号万柳夫人。幼年博览群书，尤好唐宋诸大家诗文及历朝法帖。随夫移居北京时，与秋瑾相识，并结为异姓姐妹。后冒着生命危险，葬秋瑾于杭州西泠桥西侧。其父卒后，遗家产约值万金。光绪三十二年（1906 年），吴芝瑛秉承乃父遗志，将全部家产捐办家乡鞠隐小学，使邻近贫苦子弟得以入学就读。

　　办学最多的有两人。一个是他的高甸同乡方文轩（又名雯仙，字伯堂），一人创办了 3 所中学（外地 2 所：安庆东南中学、江淮中学；家乡 1 所：杨湾菁华中学）。还有一个是他的弟子王泮亭（字芹香，号观旗，今钱铺镇人），曾被聘为桐城中学堂学监，后回乡于汤沟镇创办桐城县第五高等小学，兼任堂长。数年后，又在家乡创办将军庙、栽洼、古愚公、笔峰4所小学，对开发民智、传播文化，起了一定的作用。桐城县府因其办学有方，还任命其为县奉祀官。

　　办学名气较大、影响较为深远的，主要有李光炯和房秩五。二人均随吴汝纶赴日本考察教育，回国后又协助吴汝纶创办桐城中学堂。光绪二十九年（1903 年），李光炯在湖南长沙创办安徽旅湘公学，聘请革命党人黄兴、赵声等人任教，与留东京同盟会本部及上海、南京、安庆各地革命组织潜通消息。后该校迁入芜湖，改名安徽公学，陈独秀与柏文蔚、常恒芳等人成立的秘密革命组织岳王会，经常在该校开展革命活动。民国元年（1912 年），李光炯退隐故里，专心办学兴教，创办李氏私立小学，民国16年改为公立宏实小学（取 韩愈“形大而声宏”“君子慎其实”之意），与蔡元培、陶行知时常研讨教育。民国10年（192 1年）2月，李光炯委托李则纲在家乡李家兰庄创办私立普仁小学，后一度改为兰庄乡村师范。民国 27 年（1938年），李光炯创办宏实职业初级中学于七里头，学校附设成人班、妇女班；同时开办农场、工厂。为浮山中学校董时，李光炯常赴浮山过问校事，甘冒风险掩护革命进步力量。

　　民国 13 年（1924年）8 月，房秩五辞官回乡，筹办浮山小学。次年1月，浮山小学正式开学，招收初小、高小新生各1班（初小11人，高小31人）。民国17年（1928年）1月，开办初级中学。浮山中学凭着一开始上乘的教学质量，成为播撒智慧的净土，具有着悠久、优良的革命传统。周恩来总理在接见浮中校友、二十军副军长朱铁骨时曾说：“浮山中学不同于一般的学校，她是当时该地区革命活动的中心。 ”1928 年春，浮山中学即成立地下党支部。原安徽省委书记王步文曾在浮山中学领导组织农运工作。将军、外交家、艺术家黄镇曾执教浮山中学。皖籍教育界名宿光明甫、李光炯以及朱蕴山、周新民等均在浮山中学工作过，后来一大批优秀学子投身革命。

　　新中国建立后，教育之花盛开枞阳大地，读书之声村居、里巷处处可闻。1989年，全县小学教育全面普及，普通中学达到 67所，此外还有职高、师范和卫校。到2007年底，全县有各类学校376所，在校生近17万人，全县中小学校舍总面积达103.4万平方米，有334 所学校实现现代远程教育。职业教育、民办教育异军突起。特别是普通高考迭创佳绩，在全市、全省都很有影响。区划调整以来，全县教育教学质量又有了新的提高。单就浮山中学来说，2024年为浮山中学百年校庆。百年来，这所乡间中学坚持“启迪民智，振兴国本”，寒门子弟三更灯火，抱寒守志，勇毅笃行。一路走来，名流荟萃，人才辈出，培育学子5万余人，其中最被大众广为称道的是五位共和国院士慈云桂、汪旭光、陆大道、王福生和曹建国。高考达线数屡创新高，现已发展成为省级花园式示范高中，是安徽省电化教育设备一类达标学校。这些也正应了吴汝纶先生所说：“后十百年，人才奋兴”，“国器”者绵绵不绝。参考资料：1、《吴汝伦全集》（黄山书社）；2、《枞阳县志》（1998年版）；3、《枞阳教育志》（2010年版）；4、《枞史资料》（卷 3、卷32）；5、朱光潜《李光炯先生传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