难忘的民师岁月

这一阵子，老天爷像是在和谁斗气，三天两头的下着大暴雨，人被宅在家里，实在闷得慌，便随手翻看起《教育大辞典》，视觉的余光，在不经意间，触碰到了“民办教师”这一字眼，那些淹没在历史尘埃里的往事，如一股泥石流裹挟着山洪向你袭来，让你无法走出困境。耳边隐隐约约有种低沉的声音在说：难得你有这样的人生经历，应该写点文字吧。

　　民办教师，简称“民师”，这是国家困难时期（通常是指1978年底以前在册的民师），中小学教师队伍中的一支特殊群体。而《教育大词典》解释说：“这是中国中小学中不列入国家教员编制的教学人员……”当然，这只是一句抽象的官话，至于民办教师当年，多么艰辛，多么苦涩，却只字未提，只有从事过民师职业的人，才有那种难以言表的切身体会。

　　1973年2月，我揣着“文革”后的首届高中毕业证书，成了村里小学一位民办教师，那年，我十八岁刚出头，似一只离窝的雏鸟，对面前的世界既充满着好奇，可什么都不懂，只听大队（以前的村级单位）支书对我说，你的工作报酬，是按生产队里劳动力年二等出工率（一等出工率为队长）定额计工分，一年下来，大概能拿到三百多个工分吧。

　　尽管大队支书是这样明明白白交代的，然而，到了生产队称粮食时，队长竟然对老实巴交的父亲说：你儿子的工分，大队里还没有拨下来，你家这次不能称粮食。母亲闻听大惊，一气之下，坐到稻堆上，理直气壮地说：如果不给我家称粮食，你们谁也别想称！队长自知理亏，最终自己找台阶下着说，不是不给你家称粮食，而是大队里办事窝囊。唉，这种以工分在生产队称粮食的付酬方式，一直沿用到“土地承包到户”时方止。

　　与生产队脱钩后，民师报酬，改成了“民办公助”方式。就是由地方财政按每学年补助一百五十元生活费，而所在办学的大队从集体收入中付给一百元工资，合起来正好成了个“二百五”。好一个二百五啊！假如读者朋友，你是当年的民办教师，面对这样的数字，不知道会有什么感想？

　　还有一件最让我对不起妻子的事。那年，我陪着妻子在小镇医院做完打胎手术后，回家时，路过街头肉案子边，囊中羞涩的我，竟拿不出想称半斤猪肉的钱，给术后妻子补补身子。那一刻，我显得是那么的无奈与无助，一路上，我拖着沉重的步子，不停地在自责，真是枉为人夫啊！谁能想到当年民师的困难竟然是这样。这对当下新生代来说，简直是件不可思议的事。

　　或许有人要问，既然民师报酬这样少得可怜，导致生活如此困窘，那当初你为什么还守着没放弃呢？说实话，干了十多年民师的我，也觉得民师前途渺茫，看不到希望，曾一度想去考驾照，打算开大货车谋生，并把一本车辆驾驶的教材反反复复地看了好几遍，似乎是乌龟吃秤砣——铁了心。

　　就在这个节骨眼上，幸好遇到了一位有眼光的父辈同事——何传珍老师，他见我那一阵子情绪十分低落，萌生了跳槽的想法，便苦口婆心地开导我说，我看你是个当教师的好料子，虽然现在报酬是低了点，生活过得十分艰难。我相信，只要你踏踏实实地做事，把书教好，党和政府不会永远让你吃苦的。并且以他本人举例说：我刚参加工作时，正赶上新中国成立，比你现在还要艰难呢。那时，每月报酬，只有两斗米，我不也是熬过来了吗？听了老先生肺腑之言，想想也是这个理。人生百味，谁能不累。每个人的人生，几乎都要经历几个劫，都在以不同的方式成长，谁也不可能轻轻松松。活着，就不容易，累点、苦点，都是人生常态。熬吧，熬过去就是希望和光明。从此，便以崭新的精神状态投入到工作中去。

　　或许是工作舍得投入精力吧，我所带的毕业班在区里（长河、长安、石矶、古塘四个乡）组织的竞赛考试和小学升初中统一考试中，曾连续多次（届）获得优异成绩。 1985年，这是第一个教师节。为庆祝首个教师节，当年的石矶乡，曾利用麦园大队部放影院作会场，不知道为啥，乡里分管教育领导，偏偏点名要我代表全乡小学教师，在庆祝表彰大会上作书面发言。也就是这一年，我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，实现了人生中多年追求的梦想。

　　1986年，对民师们来说，应该是迎来一个利好的年份。因为从这一年开始，民师报酬开始实行“乡统筹”。就是通过乡财政以教育附加费征收的方式，为教育筹集资金，民师每月可以拿到46元钱的固定报酬，从此，结束了年终都得去村长家里，用热脸蹭冷屁股——讨那一百元工资尴尬的场面。

　　民师负担重，生活不易。除了上有老下有小，还得一边教学，一边耕种着家里那几亩“承包田”。当然，“承包田”里的那些农活，只能利用早晚和牺牲休息时间干，其辛苦程度可想而知。

　　当年，有位遇到了霉运的民师同事，在“双抢”里，用几家共用的耕牛做田时，因那老牛连续多天在高温与棍棒折磨下，被人轮番拉来牵去地做田。轮到这位同事家时，老牛终因体力不支，一块田还没做到一半时，“哞——”的一声惨叫，栽倒在泥水里，再也起不来了。运气不好的他，只好垂头丧气地找人把牛抬回家，剥了皮，分割成一份份肉块，然后，低声下气地去央求乡邻帮他销点牛肉，以求把损失降到最低。唉，遇到这样晦气的事，你说尴尬不尴尬？

　　民师，是个高付出、低收入群体，贫寒的生活是他们的常态，一年到头，鲜有油水进肚。平日里，一个个似不停转动的陀螺，奔波、劳碌在学校和承包田这“两点一线间”。当年，有位瘦得出奇的民师同事，曾被人调侃说，呵呵，那个泥腿子先生，要是遇到了一阵风，说不定会被吹到水中……

　　记得某年某日，邻村一小学，有位住在圩埂头上的民师，早上，一进校门，便急不可耐地对身边几位同事说，刚才，我在来校时的路上，见一户人家，有头约三十多斤重的小泼子（方言）猪病死了，那豪气十足的男人，一气之下，竟把那死猪扔到河里去了，他那懦弱的女人，不知道是痛惜，还是其他原因，只是一个劲地哭……有个会点厨艺哥们，乐呵呵地接话道：那不是太可惜了吗？要是捞上来，烧点水泡泡，刮去毛，剔去杂质，再弄点咸菜、辣椒、蒜子一锅烧，岂不是一道美味佳肴！

　　有位年龄稍长点的民师老哥，凑过来提醒说，在大众场合，咱们可不能让人家看笑话，要去捞，也得等天黑下来才能去哦。大家觉得有理，各自回教室，准备上课去。

　　到了晚上，大家分头行动。两人下河负责打捞，其中一人划腰盆，另一人打着手电筒，东张西望地在河面上搜寻。捞死猪的两位刚进校门，厨房锅里面的水早已腾起浪花了。大家七手八脚，相互配合，刮的刮，钳的钳，烧的烧，一个个似流水线上面的熟练工，不到半个时辰，整个校园内氤氲着一股久违的肉香味。校长是位豪爽之人，自掏腰包，敲开了学校边的小店门，拎来了两瓶山芋片酿成的廉价白酒。

　　昏暗的煤油灯下，十几双筷子，就着一大脸盆混合着辣椒糊、咸菜烧成的死猪肉，你来我往。三杯小酒，悠悠下肚；一股暖流，缓缓上头。不一会儿，有人额头、鼻梁上热汗直流；食量小的，开始放下碗筷、离桌，而喉咙深处却在“呃呃……”不停地打着嗝；那几位还没放下酒杯的，带着几分微醺，或毫不掩饰地用手在松裤腰带，或不由自主地摸着突起的肚皮，或似旁若无人的憨笑，尽显一副穷书生那可爱的样子……

　　1992年，我迎来了人生重大的转折点。一是我被授予“安庆市优秀少先队辅导员”光荣称号；二是安徽省着手解决广大民师们的出路，破天荒地安排了5000多个民师转正指标，其中分配到枞阳县有84人。当然，文化与专业考试才是唯一的选拔途径。翌年正月，考试揭晓。当年石矶镇尚有民师一百七八十人，仅有4人在榜，我的名字也列。亲朋好友，纷纷祝贺。1993年5月，已是中年的我，当第一次领到150多元的月薪时，一种苦尽甘来、幸福无比的滋味，难以言表。当然也印证了当年何传珍老先生对我说的那一番话。我想买点礼品去看望老先生，遗憾的是，老先生因病已经不在人世了。

　　1999年，随着最后的一批民办教师被国家全部接收为公办教师后，从此，民办教师便退出了我国的历史舞台。2014年11月，告别了从事41年教育生涯，开启了颐养天年的节奏，每月有笔不菲的退休金，生活无忧，知足常乐。

　　回首往事，悲喜交集，我从绝望的黑暗到幸运的光明，几多感慨，几多苍凉，一路艰辛地走来，总是坚信前方会有一缕暖和的阳光，总是坚信幸运之神会与我不期而遇。我觉得自己很幸运，感恩之心，油然而生，感恩父母给了我生命，感谢国家给了我好政策，感激昔日的一位位前辈、师兄们的引导、关怀与帮助！

　　谨以此文，献给昔日曾经与我一道耕耘在教书育人岗位上的广大民师同仁！